──生活，並不會因為期中考就特別單純。
第一話：人權／拳聖火 在期中考周前接待外賓，真是個累人的選擇ˊˋa。與香港城市大學學生會長李安然，共度了考前的週末，拋開書本，聆聽一些關於海峽另一岸的聲音。
「人權／拳聖火」影展的發想，有一部分是因為李安然。今年暑假七月未上任前，受北京大學學生會之邀，參加「台港澳四的學生會交流」活動，和李安然初次見面。那短短一週的交流中，他總對台灣的民主、文化流露出傾羨的神情，也總是提醒著生在台灣的我：「『台灣』是華人社會最後的一盞明燈……香港已經沒有希望了……」
面對這樣的傾羨，我內心總是有些焦慮的。我告訴他：「台灣的學生有時候未必能夠意識到自己是幸福的……」
在一個滿天星斗的夜晚，幾個北京大學的學生和台灣的歷任學生會會長們，在中國青島激辯著中國民主化與台灣民主價值等等問題。談到「五四」、「六四」學生運動時，我們這些生於「後解嚴時代」的台灣學生，僅能從歷史的紀錄中窺探幾許當時知識份子所留下來的精神與典範。而面對真實威權卻僅止於想像，無法如同身在香港、中國的知識份子感受來得深刻。然而，當威權悄悄靠近、陰影籠罩我們的生活，卻已經為時已晚了……就像人權影展那晚，張文貞老師說：「『言論自由』並不是每個人無時無刻不覺得它很重要……」
在青島的那一夜，李安然指著天上的星空說：「你們看看這一片深黑的夜空中，唯一能夠照亮夜空的除了月亮，就是那一點、一點的星星；然而，串起這些星星的卻是黑暗。我們知識份子，不就像是那些星星嗎？」
既使是帶著天真浪漫的性格，面對香港的社會環境，李安然仍需要戰戰兢兢地面對挑戰。安然說：「我們在香港搞學生會常常是要準備被告的呀！因為香港大學的學生會長們每個禮拜都會聚會，討論香港社會問題並且向傳媒發表聲明。」記得在人權影展當晚也有個同學向安然問了類似學生會「代表性」的問題。他事後還偷偷問我，你們的學生會不能夠代表學生嗎？我笑著回答：「這很複雜的！」安然也說，城大學生會其實是管理了所有的學生事務，不論在社團經費、活動申請、社團申請等，比較像是學生政府；或許，是這樣大家才比較在意學生會的存在吧？
人權影展當天，除了李安然，我也同時邀請了師大、臺科大、政大、北大的學生會成員，對彼此的會務進行一些意見的交換，冀望未來在社會公共議題上或是活動上或許能夠有些合作。
第二話：從「洪蘭事件」看台大學生學習態度
兩個星期前，洪蘭教授在天下雜誌投書，批評台大醫學院學生上課態度不佳，這個話題也延燒至校慶開幕典禮，校長致辭時同學們打瞌睡的模樣。
因為「洪蘭事件」，我第一次進棚錄影，直接面對電視媒體與新聞主播。那是下午四點的整點新聞，二十分鐘的現場對談。主播先撥了三分鐘的新聞畫面，陳述洪蘭及台大校方的說法，然後直問我對此事件的看法。
我說，我認為學生上課「態度不佳」和「尸位素餐」必須切開來談。學生上課態度的問題須牽涉到學生與老師的「課堂默契」與老師的「課堂管理」。對一個老師來說，學生怎麼樣的上課方式他／她認為是可以接受的；對一個學生來說，怎麼樣的上課態度是老師可以接受，又最符合他／她自己的學習期待──這牽涉到第二層問題，每個學生對於每一門課的課程期待似乎是有所差異的；因此，有些學生對某些課程會格外認真，有些同學會以比較輕鬆的態度去面對。
這也是為什麼，當天洪蘭所批評的「醫療與社會」這門課的授課老師，對課堂上某些學生的提問是感到印象深刻；但也出現像是洪蘭老師所說的那樣，有人已經「陣亡」了。
對同學來說，修習一些比較輕鬆的課平衡一下重課的壓力，似乎是大家習以為常的事情。
但有人會問，課不是都自己選的嗎？選了不是就應該認真的去上嗎？這便牽涉到第三層的問題，也就是學生會所認為的問題核心：台大很多課或許不是學生想上，但卻被迫要上；有些課是學生想上，但不一定上得到。前者可能是科系本身的課程設計問題，後者則是台大的硬體與選課制度設計問題。
但另一個比較全盤性的問題在於：大部分的同學傾向於「量重於質」的選課習慣；或許是系上本身要求，也或許是風氣使然。在台大，一個學生平均修到20學分左右似乎是司空見慣，甚至有學生要求放寬超修的限制，好修習更多的學分。而在「量重於質」的選課情況之下，每天要上這麼多課，當然有些課就比較認真，而老師比較不要求的課程，學生也就跟著不積極上課。「策略性」的上課態度，或許是課程結構問題導致的結果。
然而，近期大學法已經下修了畢業學分下限，也就是降低畢業學分門檻。教育部與學校教務皆注意到，學生課雖然修得多、領域碰觸的廣，但卻沒辦法學得很深入、專精。就前陣子學生代表訪問教務長的說法，學校未來傾向專業教育制度的邁進，也就是一學期只修三到四門課，每門課會有很多報告、作業，且負擔比較重。在這樣的情況之下，上每一堂課前學生或許就能有比較充分的時間準備，甚至也有充分的時間吃完雞腿便當、看完連續劇再去上課:P
不過，這些制度性的問題，還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改善……當然，花了這麼多的篇幅解釋結構性問題並不是要為上課睡覺的同學解套，只是試著在一片道德謾罵中，試圖找出一些理性的對話空間，試圖在此次的社會議題中找到一些建設性的改變途徑。
而洪蘭老師對於台大學生「尸位素餐」、「浪費國家資源」的批評，我在攝影機前直接拿出了學生會「八八水災行動報告書」，告訴電視機前的觀眾：其實，台大學生一直以來，是深深關心著台灣社會的，既使我們仍只是個大學生，也不曾放棄對社會關懷的熱情。
有趣的是，生活輔導組為了希望能夠扭轉近期台大在媒體上的形象，曾一度致電向學生會尋求協助，是不是能夠辦些活動，讓外界看到台大學生積極進取的一面。
不知道大家有什麼好點子呢？一起集思廣益吧：）
第三話：經費稽核趣聞
周末召開了本學期經費稽核委員會第二次會議。大致上檢討了校務會議上經費稽核委員會的稽核報告結果，以及所引發的後續各處室、各院的相關討論（詳細的版本將會在下期週記向大家做個說明）。有趣的是，校務會議討論當天，許多學院院長看到經費稽核委員會的稽核報告之後，紛紛表示感到驚訝自己的學院原來擁有這麼多的錢？！但實際可以用的錢卻好像沒有這麼多……那憑空多出這麼多的錢到底是哪裡來的呢？或是說，理論上與實際上的經費差額跑到哪裡去了呢？各院長也表示希望下次經費稽核委員會能夠再提出更詳細的報告與說明。
整個會議花了好一段時間在討論學校的預算、決算書問題。對經費稽核委員會來說，其最主要的功能是稽核學校校務基金的使用情況，也就是稽核已經花過的錢、檢視錢有沒有亂花……但有趣的是，是學校各處室、各院並沒有「預算書」這種東西。而經費稽核委員們也沒什麼好稽核的，因為沒有可對照的項目去對比花錢狀況。
除此之外，在沒有預算書的情況之下，學校的「經費分配」究竟是誰在決定？由哪個校務會議機制決定（據說是校務發展委員會及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整個運作機制似乎是不夠透明的。而督促學校各處室於年度經費執行前提出年度規劃預算書，並將校務基金分配機制透明化，將是未來經費稽核委員會的運作目標之一。
偉哲 112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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